东门胜景与水陆辐辏——水井街酒坊生成的人文地理背景：

（一）、传统东门游乐胜地：

水井街地处成都市区东南部，府河与南河交汇点以东，全长不足五里，宽不过五米，西接水津街南口，东沿双槐树街、金泉街、星桥街直达九眼桥。虽然自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筑龟城以来，历代统治者在成都修筑城池时，均未将水井街地区纳入城墙包围的范畴之内，但这一地区历来名胜众多、寺庙林立、风景秀丽，一直是成都传统的游乐胜地。根据文献记载，水井街地区历史上是成都“东门之胜”集中分布之地，其名胜、景点主要有合江亭与合江园、锦官驿、回澜寺与回澜塔（白塔寺与白塔）、洪济桥、薛涛井、望江楼、普慈寺、海云山及海云寺等，是历代达官政要、文人骚客登临览胜、吟诗作赋，百姓民众休闲娱乐、参神拜佛的理想之所。

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于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自西北引水入城，开凿解玉溪，又在郫江与流江（即抱城之二江）汇合处建合江亭，地点在今安顺桥稍东之锦江北岸。合江亭因此与郫江北岸已有的张仪楼、散花楼构成了一条自西向东的风景线。后来又在合江亭旁增筑楼阁台榭，参植美竹异卉，号曰合江园，成为一处著名的游览胜地。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唐代史籍云：“一都之奇胜也。”是亭鸿盘如山，横架赤霄，广场在下，砥平云截，而东南西北迥然矣。宋代蔡台在《合江园记》中写道：“合江园唐尹韦忠武（韦皋卒谥忠武）作，后因其亭为楼阁台榭，参植美竹异卉，荟翳参差，而春芳夏阴，波光月辉，以时献状无不可爱，故为成都园亭胜迹之最。嘉时暇日，方伯刺史与其宾寮名胜登临，燕絎传觞，受简以极，其驩 几与东平之溪堂、山阴之兰亭争长也。”（《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九）。

唐代晚期，西川节度使高骈筑罗城，郫江断流，缺少了水的滋润就难有灵气，张仪楼、散花楼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改道后的郫江仍然在合江亭下与流江汇合，二江拱亭之景象如故。于是合江园继续成为游人云集之地，到了宋代盛况更为空前。宋人吕大防《合江亭记》记云：“……合江故亭，唐人宴饯之地，名士题诗，往往在焉。久茀不治，余如命葺之，以为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观水，沧波修阔，渺然数里之远。东山翠麓，与烟林篁竹，列峙于其前。鸣潄抑扬，鸥鸟上下，商舟渔艇，错落游衍。春朝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观也。”（《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九）。南宋末年，元军攻入成都，合江亭与合江园皆毁于战火。明代在合江亭旧地设锦官驿，清代于此征收船舶税，再后来此地成为市民聚居之所。

合江亭与合江园毁于兵多年以后，在水井街地区东部江滨，明代又兴建了另一处登临胜景——回澜塔与洪济桥。其实此地早在宋代即建有寺庙，1922年该地曾发现了南宋乾道年间（公元1165年—1173年）的断碑，碑文内容表明此地宋代建有东山白塔寺（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四》），后来该寺被毁。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四川布政使余一龙见南河与府河在城东南汇合后，水势增大，而此地是水陆交通要道，过往行人车马络绎不绝，过河极为不便，夏秋雨季洪水时节尤其困难，遂倡议于两江合流之处修建洪济桥，1597年十月建成。“桥成为洞者九，纵四十丈，横四十尺。远而望之，虹舒电驰，霞结云构，若跨碧落而太空为门。俯而瞰之，飙涌涛舂，鲸飞鲵走，若驾溟渤而巨浪为溜。”（李长春《新修洪济桥回澜碑记》，载天启《成都府志》及嘉庆《华阳县志·艺文·古碑记》）。明末遭战乱破坏，清代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四川总督李世杰又对桥进行了补修。民间习惯上称洪济桥为九眼桥，是锦江上最大的石拱桥。

余一龙建洪济桥同时，又于桥南岸东侧建回澜塔，“为形胜壮观”（天启《成都府志·关梁》）。塔旁后来有寺，不知建于何年。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四》云：“以寺前即回澜塔得名。”可知建寺当在建塔之后。明末张献忠义军攻占成都，回澜塔与回澜寺均被毁。清代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四川总督开泰重建回澜寺，又在寺之东侧建造一座三级亭式楼阁并命名“同庆阁”。民间习惯称同庆阁为白塔，同时称回澜寺为白塔寺（嘉庆《华阳县志》卷二绘有回澜寺、同庆阁的鸟瞰图）。白塔直到解放前数年才在一场大火中被焚毁，至今所在街道仍名为白塔寺街。

今望江公园内的薛涛井本来是明代蜀王府仿薛涛法制造纸笺的地方。薛涛是著名的唐代女诗人，与汉代的卓文君、五代前蜀的花蕊夫人并称为蜀中的三大才女。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其父薛郧，因官寓蜀而卒，母孀居，家贫无归，遂侨居成都百花潭。成年后，“以诗闻外”，又能扫眉涂粉，韦皋镇蜀，召涛充侍酒赋，“涛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曹学佺《蜀中名胜记》）。相传她有诗作五百首，现仅存八十九首。其诗堪与当时文坛诸才子相媲美，书法也极佳。薛涛还亲自制造出一种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薛涛喜欢在她制作的诗笺上以其漂亮的行书题诗于上，成为溶诗、书、画为一体的艺术品。因其典雅美妙，时人多羡而效之，于是以薛涛笺写诗风行一时，甚至成为贡品。五代诗人韦庄《乞彩笺歌》诗云：“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

据唐、宋人记载，薛涛用浣花溪水造纸笺，其地远在城西的杜甫草堂附近。明代因唐百花潭逐渐淤积，水源不畅，不便沤浸造笺原料，蜀王府于是改至玉女津造作薛涛笺，其地即今望江楼下之锦江（玉女津本渡口名，又泛指津畔一带）。每年三月三日取津侧甘泉井水特制仿薛涛笺式名笺二十四幅（故此井遂名曰薛涛井），以十六幅贡京师（王士祯《池北偶记》，同书又记他曾见井旁有雕镂精丽的造纸所用石臼）。天启《成都府志·古迹》中说：“薛涛井旧名玉女津，在锦江南岸，水极清澈，石栏周环，为蜀藩制笺处，有堂室数楹，令卒守之。”明人王士性《入蜀记》也说：“过濯锦桥三里，至薛涛井，水味甘洌。”又有好事者在玉女津附近构筑薛涛墓，使胜地平添一段哀惋情趣。清代人在井旁立碑，题薛涛井三字，款书康熙甲辰（即公元1664年）三月立，此碑今尚在。

清代光绪初年，华阳县人马长卿看到回澜塔（即同庆阁）毁后，本县科举及第事业衰落，于是创议在薛涛井前造崇丽阁以代之，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建成。“阁凡五级，碧瓦朱栏，觚棱壁当，井干六角，塔铃四响，登高眺望，江天风物，一览在目矣。”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翰林院编修伍崧生等人，在阁旁大兴土木，构建吟诗、濯锦两楼及浣笺亭、五云仙馆、流杯池、泉香榭、清妴室、画桥碧阴、枇杷门巷、大花亭、小书房诸胜，“于是遂为都人游宴饯别之所，而俗则呼为望江楼云。”（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崇丽阁形状虽仿同庆阁却更为宏伟。关于崇丽阁得名望江楼的原因，近人梁伯言《成都近郊名胜望江楼沿革考》称：“又闻父老传说：……时总督为刘秉璋，落成之日，大宴宾客幕僚于此。席间占一联云：‘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望江楼之名遂自此盛传人口。”又释崇丽阁之名者，一谓源于左思《蜀都赋》中“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二语。一谓崇丽，是根据班固《西都赋》“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之意。望江公园到今天仍是成都著名的旅游景点。

普慈寺莲花池东南，旧名净胜院，唐、宋时人多在此聚会饯饮。嘉庆《华阳县志》引宋人汉仲明诗：“城东萧寺无人问，几度曾因送客来。”据此可知，该寺之创建至迟在宋代。明代初年重建，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中曾修钟楼、屏墙。寺内有释迦牟尼佛、接引佛、文殊、普贤铜造像各一，阿难、迦叶尊者铁造像各一。

（二）、自古水陆交通枢纽：

除却传统的游乐、休闲胜地，水井街地区还是唐宋以来成都最主要的水陆辐辏之地，在城市内外交通运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成都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其河道多呈西北——东南流向，平原核心地带极易遭受洪水的侵袭。自远古以来，勤劳、智慧的成都人民就坚持不懈地进行着保卫家园的大规模治水活动。尤其是战国晚期李冰任蜀郡太守以后，“凿离堆，辟沫水之害”，修建了造福子孙万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穿二江成都之中”（《史记·河渠书》），使成都出现了二江从城南“双过郡下”的平面布局形式。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西川节度使高骈动员10万之众，把原来经城西流至城南与流江（南河）平行的郫江（旧府河）改道，绕过城北、城东后至合江亭与流江汇合，成都形成“二江抱城”的新格局，历时千余年而无大变。古代的二江，水势丰满，河宽水深，“皆可行舟”，长期作为成都的交通要道。唐代李白在诗中写到：“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杜甫也有“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五代前、后蜀的王建、孟知祥在成都称帝时，都曾将水军战船沿江而上，于南河检阅海军。元代《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南河水深鱼多，河宽在一里半以上，通向海洋，商船往来不断，“此川之广，不类河流，竟似一海。”

水井街地区正好处于抱城二江（今为府河、南河）交汇点以东，南近南河、西靠府河，毗邻二江航运的黄金水段，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整个成都的内外水上航运系统之中，它既是城内水上交通路线的终点站，又是对外水运航线的始发站，在历史上的成都航运事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水井街地区不仅有街名为水津街，还有今望江楼附近的玉女津，所谓津者，渡口也，从其字面含义即可遥想当年该地船来船往的一派繁忙的河上交通盛况。当合江亭下尚未修建横跨南河两岸的桥梁时，这里也是一处沟通城南与城内的重要渡口。南宋诗人陆游曾作诗《合江亭涉江至赵园》，何耕也有诗《自合江亭过渡观赵穆仲园亭》，至迟南宋时合江亭下未有桥跨越流江（今南河）南北两岸，故诗人还须由合江园过渡才能到达南岸的赵园。可见，连接成都城内与城东、城内与城南的渡河码头几乎都位于水井街地区。

从水井街地区乘船出发，沿二江上溯也可直抵城西和城北地区；同时，通过唐代韦皋开凿的解玉溪（由西北经城中斜向东南）、白敏中开凿的金水河（横贯城区东西，公元853年白任西川节度使时所凿）等人工河道，还能到达城内各主要地点。唐代罗城修筑以后，抱城二江与城内之解玉溪及金水河，合称罗城四江。因此，唐宋以来的成都城区，水道密布，水上交通极为发达，是一座与意大利水上城市威尼斯有相似特征的内陆古城，而水井街地区正是其城内水上交通网络的核心所在。

古代成都与外地的交通，陆路因“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以对外交往主要靠水路，府南河——岷江——长江航线，沟通了成都和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广大地区，商旅人众往来不断，物产上互通有无，文化上交流频繁，两地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均得到了加强。汉晋时期，成都乘舟东下的主要港口码头在锦江之上的万里桥。汉代成都出产的蜀锦闻名全国，称南河为锦江，又名濯锦江，因为“水至此濯锦，锦彩鲜于他水”（《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万里桥位于今之老南桥，《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记载：“蜀使费袆聘吴，诸葛亮祖之。袆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

唐宋时代，成都对外交通的主要港口转移至合江亭下，该处还专门设立了“船官”办事处，“商舟渔艇，错落游衍”。成都“处二江之流，为一都之会”，商业非常发达，即将远航的船只，常常在合江亭下停泊，于是合江亭下成为万里桥以东又一处饯别之地（范成大《吴船录》）。元代《马可·波罗游记》称赞成都的水上运输情况：这座城市有许多大小河川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方向围绕和穿过这座大城。大川细流和城下各支流汇合成一条大江东流入海，全线要航行一百天的路程。沿河两畔和邻近的地方，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明清时期，合江亭已遭焚毁，加之修建了洪济桥（俗称九眼桥，亦曰镇江桥），成都外运港口遂移至九眼桥以下。明代在合江亭旧地设锦官驿，清代则于此征收船舶税。迄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经过府南河漂运的木材近50万立方米；成都至乐山还可通行载重10吨的木船。

如此看来，成都历史上对外水运的三处主要港口码头，竟有两处位于水井街地区。而唐宋时期更是成都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说（益即指成都），成都形成“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空前盛况。位处水井街地区的合江亭港口作为成都对外交通的最大码头及始发港，其规模与繁盛应是国内不多见的，在城市的发展壮大和繁荣昌盛历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水井街地区在成都陆路交通方面的枢纽作用也是极为明显的，这里是通向川中、川东、川南等地的始发站。合江亭在南宋末年毁于战火以后，明代于其旧地设立驿站，名为锦官驿（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是过往官民商旅换文验牒、投宿歇息之所。清代沿袭设此驿站，并于此征收船舶税。时至今日附近还有街道名叫锦官驿。今德胜街一带，原为中、小旅店集中分布的地方，是往来东大路（即成都去简阳、资中、内江以至重庆的大道）行商、旅客的主要投宿点。无论是1936年建成的成渝公路（抗日战争期间是联系成都与陪都重庆之间的重要交通纽带），还是九十年代四川省内修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在成都的出发点均位于水井街地区。

成都“二江抱城”的平面格局在唐代即已形成，二江从城南“双过郡下”的布局则出现于更早的战国晚期，唐代又新开凿了解玉溪、金水河等水道。因而在各条河道上架设了众多桥梁，以使城内交通更为便捷。汉代扬雄《蜀都赋》云：“两江珥其前，九桥带其流。”《华阳国志》记曰：“西南两江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后世修建的桥梁数量更多，例如仅金水河上的桥梁，宋代有8座，清乾隆年间竟达20余座。

两江汇流处的水井街地区，桥梁分布的数目虽然不多，但均是连接城内与城南、城内与城东的重要交通纽带。在两江交汇点以下有九眼桥。位于县治城外东大佛寺前的安顺桥，跨内江，长20丈、阔1丈，架木为之，上覆屋顶，创建年月无考。乾隆五十三年（1746年），县令安洪德重修，并题匾额。修桥费用则由地方绅粮、商贾提供，如敬登元见“安顺桥车马辐辏，岁久木穿”，遂捐赠厚木板作桥板，使桥“坚固如初，行旅便之”。长春桥（旧名濯锦桥，俗称东门大桥），位于府城东门外，天启《成都府志·津梁》已有记载。桥长10余丈，高、宽均2丈，石砌拱式，有3洞，中部稍隆起，两侧翼以栏楯。“出东门自西而东者轮蹄络绎，视他路较多，百货交弛，是以本地繁庶而毂击肩摩自朝达旦，必以东门桥为最”。该桥使用频率甚高，又遭明末战乱破坏，后世乾隆五十年（1785年）和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次对其进行了重修。

东门胜景与水陆辐辏——水井街酒坊生成的人文地理背景：

（一）、传统东门游乐胜地：

水井街地处成都市区东南部，府河与南河交汇点以东，全长不足五里，宽不过五米，西接水津街南口，东沿双槐树街、金泉街、星桥街直达九眼桥。虽然自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筑龟城以来，历代统治者在成都修筑城池时，均未将水井街地区纳入城墙包围的范畴之内，但这一地区历来名胜众多、寺庙林立、风景秀丽，一直是成都传统的游乐胜地。根据文献记载，水井街地区历史上是成都“东门之胜”集中分布之地，其名胜、景点主要有合江亭与合江园、锦官驿、回澜寺与回澜塔（白塔寺与白塔）、洪济桥、薛涛井、望江楼、普慈寺、海云山及海云寺等，是历代达官政要、文人骚客登临览胜、吟诗作赋，百姓民众休闲娱乐、参神拜佛的理想之所。

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于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自西北引水入城，开凿解玉溪，又在郫江与流江（即抱城之二江）汇合处建合江亭，地点在今安顺桥稍东之锦江北岸。合江亭因此与郫江北岸已有的张仪楼、散花楼构成了一条自西向东的风景线。后来又在合江亭旁增筑楼阁台榭，参植美竹异卉，号曰合江园，成为一处著名的游览胜地。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唐代史籍云：“一都之奇胜也。”是亭鸿盘如山，横架赤霄，广场在下，砥平云截，而东南西北迥然矣。宋代蔡台在《合江园记》中写道：“合江园唐尹韦忠武（韦皋卒谥忠武）作，后因其亭为楼阁台榭，参植美竹异卉，荟翳参差，而春芳夏阴，波光月辉，以时献状无不可爱，故为成都园亭胜迹之最。嘉时暇日，方伯刺史与其宾寮名胜登临，燕絎传觞，受简以极，其驩 几与东平之溪堂、山阴之兰亭争长也。”（《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九）。

唐代晚期，西川节度使高骈筑罗城，郫江断流，缺少了水的滋润就难有灵气，张仪楼、散花楼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改道后的郫江仍然在合江亭下与流江汇合，二江拱亭之景象如故。于是合江园继续成为游人云集之地，到了宋代盛况更为空前。宋人吕大防《合江亭记》记云：“……合江故亭，唐人宴饯之地，名士题诗，往往在焉。久茀不治，余如命葺之，以为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观水，沧波修阔，渺然数里之远。东山翠麓，与烟林篁竹，列峙于其前。鸣潄抑扬，鸥鸟上下，商舟渔艇，错落游衍。春朝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观也。”（《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九）。南宋末年，元军攻入成都，合江亭与合江园皆毁于战火。明代在合江亭旧地设锦官驿，清代于此征收船舶税，再后来此地成为市民聚居之所。

合江亭与合江园毁于兵多年以后，在水井街地区东部江滨，明代又兴建了另一处登临胜景——回澜塔与洪济桥。其实此地早在宋代即建有寺庙，1922年该地曾发现了南宋乾道年间（公元1165年—1173年）的断碑，碑文内容表明此地宋代建有东山白塔寺（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四》），后来该寺被毁。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四川布政使余一龙见南河与府河在城东南汇合后，水势增大，而此地是水陆交通要道，过往行人车马络绎不绝，过河极为不便，夏秋雨季洪水时节尤其困难，遂倡议于两江合流之处修建洪济桥，1597年十月建成。“桥成为洞者九，纵四十丈，横四十尺。远而望之，虹舒电驰，霞结云构，若跨碧落而太空为门。俯而瞰之，飙涌涛舂，鲸飞鲵走，若驾溟渤而巨浪为溜。”（李长春《新修洪济桥回澜碑记》，载天启《成都府志》及嘉庆《华阳县志·艺文·古碑记》）。明末遭战乱破坏，清代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四川总督李世杰又对桥进行了补修。民间习惯上称洪济桥为九眼桥，是锦江上最大的石拱桥。

余一龙建洪济桥同时，又于桥南岸东侧建回澜塔，“为形胜壮观”（天启《成都府志·关梁》）。塔旁后来有寺，不知建于何年。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四》云：“以寺前即回澜塔得名。”可知建寺当在建塔之后。明末张献忠义军攻占成都，回澜塔与回澜寺均被毁。清代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四川总督开泰重建回澜寺，又在寺之东侧建造一座三级亭式楼阁并命名“同庆阁”。民间习惯称同庆阁为白塔，同时称回澜寺为白塔寺（嘉庆《华阳县志》卷二绘有回澜寺、同庆阁的鸟瞰图）。白塔直到解放前数年才在一场大火中被焚毁，至今所在街道仍名为白塔寺街。

今望江公园内的薛涛井本来是明代蜀王府仿薛涛法制造纸笺的地方。薛涛是著名的唐代女诗人，与汉代的卓文君、五代前蜀的花蕊夫人并称为蜀中的三大才女。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其父薛郧，因官寓蜀而卒，母孀居，家贫无归，遂侨居成都百花潭。成年后，“以诗闻外”，又能扫眉涂粉，韦皋镇蜀，召涛充侍酒赋，“涛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曹学佺《蜀中名胜记》）。相传她有诗作五百首，现仅存八十九首。其诗堪与当时文坛诸才子相媲美，书法也极佳。薛涛还亲自制造出一种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薛涛喜欢在她制作的诗笺上以其漂亮的行书题诗于上，成为溶诗、书、画为一体的艺术品。因其典雅美妙，时人多羡而效之，于是以薛涛笺写诗风行一时，甚至成为贡品。五代诗人韦庄《乞彩笺歌》诗云：“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

据唐、宋人记载，薛涛用浣花溪水造纸笺，其地远在城西的杜甫草堂附近。明代因唐百花潭逐渐淤积，水源不畅，不便沤浸造笺原料，蜀王府于是改至玉女津造作薛涛笺，其地即今望江楼下之锦江（玉女津本渡口名，又泛指津畔一带）。每年三月三日取津侧甘泉井水特制仿薛涛笺式名笺二十四幅（故此井遂名曰薛涛井），以十六幅贡京师（王士祯《池北偶记》，同书又记他曾见井旁有雕镂精丽的造纸所用石臼）。天启《成都府志·古迹》中说：“薛涛井旧名玉女津，在锦江南岸，水极清澈，石栏周环，为蜀藩制笺处，有堂室数楹，令卒守之。”明人王士性《入蜀记》也说：“过濯锦桥三里，至薛涛井，水味甘洌。”又有好事者在玉女津附近构筑薛涛墓，使胜地平添一段哀惋情趣。清代人在井旁立碑，题薛涛井三字，款书康熙甲辰（即公元1664年）三月立，此碑今尚在。

清代光绪初年，华阳县人马长卿看到回澜塔（即同庆阁）毁后，本县科举及第事业衰落，于是创议在薛涛井前造崇丽阁以代之，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建成。“阁凡五级，碧瓦朱栏，觚棱壁当，井干六角，塔铃四响，登高眺望，江天风物，一览在目矣。”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翰林院编修伍崧生等人，在阁旁大兴土木，构建吟诗、濯锦两楼及浣笺亭、五云仙馆、流杯池、泉香榭、清妴室、画桥碧阴、枇杷门巷、大花亭、小书房诸胜，“于是遂为都人游宴饯别之所，而俗则呼为望江楼云。”（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崇丽阁形状虽仿同庆阁却更为宏伟。关于崇丽阁得名望江楼的原因，近人梁伯言《成都近郊名胜望江楼沿革考》称：“又闻父老传说：……时总督为刘秉璋，落成之日，大宴宾客幕僚于此。席间占一联云：‘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望江楼之名遂自此盛传人口。”又释崇丽阁之名者，一谓源于左思《蜀都赋》中“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二语。一谓崇丽，是根据班固《西都赋》“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之意。望江公园到今天仍是成都著名的旅游景点。

普慈寺莲花池东南，旧名净胜院，唐、宋时人多在此聚会饯饮。嘉庆《华阳县志》引宋人汉仲明诗：“城东萧寺无人问，几度曾因送客来。”据此可知，该寺之创建至迟在宋代。明代初年重建，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中曾修钟楼、屏墙。寺内有释迦牟尼佛、接引佛、文殊、普贤铜造像各一，阿难、迦叶尊者铁造像各一。

（二）、自古水陆交通枢纽：

除却传统的游乐、休闲胜地，水井街地区还是唐宋以来成都最主要的水陆辐辏之地，在城市内外交通运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成都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其河道多呈西北——东南流向，平原核心地带极易遭受洪水的侵袭。自远古以来，勤劳、智慧的成都人民就坚持不懈地进行着保卫家园的大规模治水活动。尤其是战国晚期李冰任蜀郡太守以后，“凿离堆，辟沫水之害”，修建了造福子孙万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穿二江成都之中”（《史记·河渠书》），使成都出现了二江从城南“双过郡下”的平面布局形式。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西川节度使高骈动员10万之众，把原来经城西流至城南与流江（南河）平行的郫江（旧府河）改道，绕过城北、城东后至合江亭与流江汇合，成都形成“二江抱城”的新格局，历时千余年而无大变。古代的二江，水势丰满，河宽水深，“皆可行舟”，长期作为成都的交通要道。唐代李白在诗中写到：“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杜甫也有“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五代前、后蜀的王建、孟知祥在成都称帝时，都曾将水军战船沿江而上，于南河检阅海军。元代《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南河水深鱼多，河宽在一里半以上，通向海洋，商船往来不断，“此川之广，不类河流，竟似一海。”

水井街地区正好处于抱城二江（今为府河、南河）交汇点以东，南近南河、西靠府河，毗邻二江航运的黄金水段，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整个成都的内外水上航运系统之中，它既是城内水上交通路线的终点站，又是对外水运航线的始发站，在历史上的成都航运事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水井街地区不仅有街名为水津街，还有今望江楼附近的玉女津，所谓津者，渡口也，从其字面含义即可遥想当年该地船来船往的一派繁忙的河上交通盛况。当合江亭下尚未修建横跨南河两岸的桥梁时，这里也是一处沟通城南与城内的重要渡口。南宋诗人陆游曾作诗《合江亭涉江至赵园》，何耕也有诗《自合江亭过渡观赵穆仲园亭》，至迟南宋时合江亭下未有桥跨越流江（今南河）南北两岸，故诗人还须由合江园过渡才能到达南岸的赵园。可见，连接成都城内与城东、城内与城南的渡河码头几乎都位于水井街地区。

从水井街地区乘船出发，沿二江上溯也可直抵城西和城北地区；同时，通过唐代韦皋开凿的解玉溪（由西北经城中斜向东南）、白敏中开凿的金水河（横贯城区东西，公元853年白任西川节度使时所凿）等人工河道，还能到达城内各主要地点。唐代罗城修筑以后，抱城二江与城内之解玉溪及金水河，合称罗城四江。因此，唐宋以来的成都城区，水道密布，水上交通极为发达，是一座与意大利水上城市威尼斯有相似特征的内陆古城，而水井街地区正是其城内水上交通网络的核心所在。

古代成都与外地的交通，陆路因“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以对外交往主要靠水路，府南河——岷江——长江航线，沟通了成都和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广大地区，商旅人众往来不断，物产上互通有无，文化上交流频繁，两地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均得到了加强。汉晋时期，成都乘舟东下的主要港口码头在锦江之上的万里桥。汉代成都出产的蜀锦闻名全国，称南河为锦江，又名濯锦江，因为“水至此濯锦，锦彩鲜于他水”（《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万里桥位于今之老南桥，《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记载：“蜀使费袆聘吴，诸葛亮祖之。袆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

唐宋时代，成都对外交通的主要港口转移至合江亭下，该处还专门设立了“船官”办事处，“商舟渔艇，错落游衍”。成都“处二江之流，为一都之会”，商业非常发达，即将远航的船只，常常在合江亭下停泊，于是合江亭下成为万里桥以东又一处饯别之地（范成大《吴船录》）。元代《马可·波罗游记》称赞成都的水上运输情况：这座城市有许多大小河川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方向围绕和穿过这座大城。大川细流和城下各支流汇合成一条大江东流入海，全线要航行一百天的路程。沿河两畔和邻近的地方，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明清时期，合江亭已遭焚毁，加之修建了洪济桥（俗称九眼桥，亦曰镇江桥），成都外运港口遂移至九眼桥以下。明代在合江亭旧地设锦官驿，清代则于此征收船舶税。迄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经过府南河漂运的木材近50万立方米；成都至乐山还可通行载重10吨的木船。

如此看来，成都历史上对外水运的三处主要港口码头，竟有两处位于水井街地区。而唐宋时期更是成都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说（益即指成都），成都形成“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空前盛况。位处水井街地区的合江亭港口作为成都对外交通的最大码头及始发港，其规模与繁盛应是国内不多见的，在城市的发展壮大和繁荣昌盛历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水井街地区在成都陆路交通方面的枢纽作用也是极为明显的，这里是通向川中、川东、川南等地的始发站。合江亭在南宋末年毁于战火以后，明代于其旧地设立驿站，名为锦官驿（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是过往官民商旅换文验牒、投宿歇息之所。清代沿袭设此驿站，并于此征收船舶税。时至今日附近还有街道名叫锦官驿。今德胜街一带，原为中、小旅店集中分布的地方，是往来东大路（即成都去简阳、资中、内江以至重庆的大道）行商、旅客的主要投宿点。无论是1936年建成的成渝公路（抗日战争期间是联系成都与陪都重庆之间的重要交通纽带），还是九十年代四川省内修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在成都的出发点均位于水井街地区。

成都“二江抱城”的平面格局在唐代即已形成，二江从城南“双过郡下”的布局则出现于更早的战国晚期，唐代又新开凿了解玉溪、金水河等水道。因而在各条河道上架设了众多桥梁，以使城内交通更为便捷。汉代扬雄《蜀都赋》云：“两江珥其前，九桥带其流。”《华阳国志》记曰：“西南两江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后世修建的桥梁数量更多，例如仅金水河上的桥梁，宋代有8座，清乾隆年间竟达20余座。

两江汇流处的水井街地区，桥梁分布的数目虽然不多，但均是连接城内与城南、城内与城东的重要交通纽带。在两江交汇点以下有九眼桥。位于县治城外东大佛寺前的安顺桥，跨内江，长20丈、阔1丈，架木为之，上覆屋顶，创建年月无考。乾隆五十三年（1746年），县令安洪德重修，并题匾额。修桥费用则由地方绅粮、商贾提供，如敬登元见“安顺桥车马辐辏，岁久木穿”，遂捐赠厚木板作桥板，使桥“坚固如初，行旅便之”。长春桥（旧名濯锦桥，俗称东门大桥），位于府城东门外，天启《成都府志·津梁》已有记载。桥长10余丈，高、宽均2丈，石砌拱式，有3洞，中部稍隆起，两侧翼以栏楯。“出东门自西而东者轮蹄络绎，视他路较多，百货交弛，是以本地繁庶而毂击肩摩自朝达旦，必以东门桥为最”。该桥使用频率甚高，又遭明末战乱破坏，后世乾隆五十年（1785年）和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次对其进行了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