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与环境

酒香诗韵与商旅云集——水井街酒坊生成的文化经济动力

发布时间:2013-07-17浏览次数:1626次

酒香诗韵与商旅云集——水井街酒坊生成的文化经济动力:

(一)、游宴饯集与吟诗作赋——甲于四蜀的成都游赏之乐:

唐五代两宋时期,与中原、江南相比,成都地区较少受到战乱破坏,社会相对安定。加之成都平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更有造福万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于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汉代号为“陆海”,农业生产历来就非常发达。因此,唐宋以来成都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物质生产相对丰盛,都市日渐繁荣,市民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多彩,城市的游乐性风俗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蜀人自古以来喜好歌舞娱乐的性格和知足常乐、悠闲自得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助长了游乐之风的兴起。成都游乐风尚之盛,不仅甲于四蜀,而且还以游娱无时、动至连月,并在活动中形成了若干不容更改的“常法”,地方官员竞相带头倡导游乐等特点,在全国名噪一时,颇有影响。

受此风气的刺激,成都古典城市文化出现了文学艺术与游赏习俗密切结合的新趋向。宋元之际有了专门记载成都游乐文化内容的专书《岁华纪丽谱》,其书开篇即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其它记述内容涉及成都游赏活动的诗词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表明文化人的眼光已把游乐这类俗务,正式提高到了文化的高尚地位。宋代苏轼赋诗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田况作有长篇诗名为《成都遨乐诗》:“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娱无时。”“遨游空间巷,碣来喧稚耄。”“顾此欢娱俗,良慰羁远报。”“登舟恣游娱,戎备渐解驰。”(天启《成都府志·艺文志》)。这种游尚习俗的艺术化,是成都古典城市文化达于极盛的重要标志。

成都唐宋以来的游乐活动,上至太守、下至平民参加者甚众,故多数通过岁时节庆来表现,举凡元日、上元灯夕、踏青、清明、乾元、端午、乞巧、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日,皆有游乐,以示吉庆。成都的游乐活动在内容、时间和方式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独特的地方习俗。如二月二日名为踏青节,活动内容却是游锦江的水上娱乐项目(宋代张咏将三月三日的游江活动提前至二月二日)。寒食节在“城内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哪有扫墓上坟的祭祀气氛?游乐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游江、游山、游寺、游园等方式,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参加,往往形成“遨游空间巷”、“车马拥行道”的壮观局面。

水井街地区是历史上成都“东门之胜”的汇聚之所,名胜、景点众多,势必成为唐宋以来成都官民游乐的中心地区。位于二江交汇点的合江亭及合江园,唐宋时期时是著名的游览胜地。文人墨客或登亭览胜,或下江泛舟,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赋佳作。除前文蔡台《合江园记》及吕大防《合江亭记》外,宋人周涛曾有两首《合江亭》诗,其一曰:“共思赤脚踏层冰,聊适江皋兴自清。昨夜雨声驱浊暑,晓来烟水快新晴。山疑九迭张云势,滩激千岩落布声。巾屦从来在丘壑,愿陪闲日此闲行。”其二:“却暑追随水上亭,东郊乘晓戴残星。余歌咽管来幽浦,薄雾疏烟入画舲。兴发江湖弛象魏,情钟原咏飞鸰 。故溪何日垂纶去,天末遥岑寸寸青。”杨甲《合江泛舟》诗云:“莫踏街头尘,宁饮城东水。江头放船去,苇间问渔子。岸深鱼有家,凫雁在中沚。得酒可以歌,得树可以舣。年年舟中客,颜色不相似。风波无前期,游者亦如此。短篙醉时策,远山醉时几。我老不奈醒,日落西风起。”诗人晁公《溯合江舟中》诗云:“云气昏江树,春流没钓矶。何如连夜涨,似欲送人归。乱石水声急,片帆风力微。舟师且停橹,白鹭畏人飞。”诗人白麟《合江探梅》诗云:“艇子飘摇唤不回,半溪清影漾疏梅。有人隔岸频招手,和月和霜剪取来。”(曹学佺《蜀中名胜记》)。

海云山及海云寺是水井街地区的又一处游览胜地,海云寺的游乐活动堪称宋代成都的春游盛会,也富有地方特色。“成都风俗,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太守出郊,建高旟、鸣笳鼓,作驰骑之戏,大宴宾从,以主民乐。观者夹道百重,飞盖蔽山野,欢讴嬉笑之声,虽田野间如市井,其盛如此。”宋人吴中复与范纯仁、韩宗道、勾士良等“高会于海云,酒既中,(中复)顾谓寮属曰:‘一觞一咏,古人之乐事也。’首作七言诗,以写胜事。席客亦有以诗献者,更相酬和,得一十三篇”,取名为《游海云寺唱和》,王霁为其作序(曹学佺《蜀中名胜记》)。类似于此的宴乐饯集、吟诗题词的风雅之事,在海云寺是十分常见的。宋祁、赵抃、苏宷和、邢梦臣、吴师孟、范成大等文人雅士,均有在海云寺观花赏景时留下的诗词作品。

水井街地区的薛涛井、薛涛墓、望江楼等名胜的修建初衷,即是为了纪念薛涛这位唐代杰出的女诗人。至清代光绪年间,该处建筑规模大备,是历来军政权要、文人墨客聚会游乐之所。薛涛的诗文才华及其艰难身世,长期以来,引得人们常常为其鸣不平。“天涯一片流离泪,哀怨同怜是草堂。”历代在此咏诗题词的骚人墨客甚众,尽抒哀怨凄惋之伤情。

(二)、万商荟萃与客旅如云——繁荣的成都商业贸易: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进一步繁荣起来。唐宋以来,成都城市布局已突破了历史上传统的坊市制束缚,较多地兴起了临街设店和前店后坊的格式,发展出一些自由集市。城内有东市、南市、新南市、西市和北市,城外有草市,附近各县还有小集市(黄休复《茅店客话》)。成都旧有的习俗,按月有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都古今记》,《升庵集》)。在城内还兴起了繁荣的夜市,有的甚至通宵达旦,夜市的传统一直沿袭到现代。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黑、红双色套印印刷技术的发展,宋代成都的富商开始使用纸印的“交子”,用来代替铁钱,这不仅是唐代交易信用卷“飞钱”的发展,也是我国甚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迄今,在成都的水井街地区尚有街道名为“椒(交)子街”。

一个地区的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与交通的发达程度关系极为密切。由于周围群山阻隔,陆路交通不畅,因此古代成都与外界的联系以水路为主。唐宋以来,成都与外省的水路贸易,主要是以岷江、沱江为依托,长江为主线的水上交通贸易航道。这条贸易线路,以成都的水井街地区为起点,以长江中下游各地区为贸易辐射区,形成了较为广泛的通商贸易关系。成都物产丰富,其商品通过长江航道顺流而下,与各地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新唐书·陈子昂传》)。沿海江浙等省,又以成都急需的商品溯江而上,满足成都地区的需求。“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便是对这种贸易关系的生动写照。

据唐宋时期的文献记载,成都聚集有来自巫峡、黔南、荆州、襄阳、金陵、广州等地的商人进行贸易活动。唐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巫峡商人尔朱,“每岁贾于荆益”。唐代黔南采药者黄万祐“每二三十年,一出成都卖药”。荆襄商船常贾于蜀。金陵商人亦西上贸易,入蜀经商。广州商人段工曹因作估客,“时寄锦官城”。前后蜀时期,蜀国的东邻南平,“西通于蜀,利其供军财货”。《益州名画记·张玄传》记载:杜敬安的鹤面佛像,“蜀偏霸时,江、吴商贾入蜀,多请其画,将归本道”。“蜀广政初,荆、湖商贾入蜀,竞请(阮)惟德画川样美人卷簇,将归本道,以为奇物。”唐末五代时,成都市场广销香药或称海药,当时李珣著有《海药本草》记录甚详,据辑录该书今存的124种海药,绝大部分是从欧亚各国输入,借助长江水路入川的。

两宋时期,成都以水井街地区为始发点通往东南各地的水上贸易更为发达。成都等地输送中央政府的财帛,主要是通过长江航道,再由湖北转运开封的。“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自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吏纲运送京师。”成都与东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贸易,亦畅行于长江水道,往来船舶极多,从成都水井街地区出发,“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则逾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宋史·食货志》)。成都的茶叶、蜀锦、布帛、药材及各种土特产,均有商人从水路运往全国各地。一些豪商巨贾,或与官府勾结,利用官船押运货物,以私冒公,“影带布帛”,或绕道“私路”,借以偷漏税收,牟取暴利。宋人中由官而商,弃官经商,或亦官亦商、官商合一的现象比比皆是,南宋中期,成都“士大夫之贪黩者,为之巨舰西下,船舻相衔,捆载客货,安然如山。”

唐宋以来,“甲于四蜀”的成都游乐活动常常与商业贸易密切相结合。如农历一月五日在南门蚕市,游人可以观街并“贸鬻百货”;一月二十三日在圣寿寺,可以观街并“蚕市鬻农器”;仅大慈寺一地,二月八日及三月九日有药市,二月十五日“鬻花木蚕器”,五月五日端午节又“鬻香药”。由于岁时娱乐活动选择在春耕前的农闲时间,所以农民既可在紧张繁忙的农事活动之前尽情游乐,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以换回备耕的农具用品。正如田况《成都遨乐诗·正月五日州南门蚕市》所载:“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伙,琐碎皆不遗。”

作为成都历史上“东门之胜”集中分布之所的水井街地区,唐宋以来经常举行规模空前的游乐活动,从而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更兼此地是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成都对外联系的首要水运码头及始发港口即位于此,车水马龙,人气旺盛,愈发刺激和促进了该地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当地可谓“水陆所辏、货殖所萃”。

 

水井坊博物馆
位置与环境

酒香诗韵与商旅云集——水井街酒坊生成的文化经济动力

发布时间:2013-07-17浏览次数:1626次

酒香诗韵与商旅云集——水井街酒坊生成的文化经济动力:

(一)、游宴饯集与吟诗作赋——甲于四蜀的成都游赏之乐:

唐五代两宋时期,与中原、江南相比,成都地区较少受到战乱破坏,社会相对安定。加之成都平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更有造福万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于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汉代号为“陆海”,农业生产历来就非常发达。因此,唐宋以来成都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物质生产相对丰盛,都市日渐繁荣,市民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多彩,城市的游乐性风俗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蜀人自古以来喜好歌舞娱乐的性格和知足常乐、悠闲自得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助长了游乐之风的兴起。成都游乐风尚之盛,不仅甲于四蜀,而且还以游娱无时、动至连月,并在活动中形成了若干不容更改的“常法”,地方官员竞相带头倡导游乐等特点,在全国名噪一时,颇有影响。

受此风气的刺激,成都古典城市文化出现了文学艺术与游赏习俗密切结合的新趋向。宋元之际有了专门记载成都游乐文化内容的专书《岁华纪丽谱》,其书开篇即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其它记述内容涉及成都游赏活动的诗词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表明文化人的眼光已把游乐这类俗务,正式提高到了文化的高尚地位。宋代苏轼赋诗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田况作有长篇诗名为《成都遨乐诗》:“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娱无时。”“遨游空间巷,碣来喧稚耄。”“顾此欢娱俗,良慰羁远报。”“登舟恣游娱,戎备渐解驰。”(天启《成都府志·艺文志》)。这种游尚习俗的艺术化,是成都古典城市文化达于极盛的重要标志。

成都唐宋以来的游乐活动,上至太守、下至平民参加者甚众,故多数通过岁时节庆来表现,举凡元日、上元灯夕、踏青、清明、乾元、端午、乞巧、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日,皆有游乐,以示吉庆。成都的游乐活动在内容、时间和方式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独特的地方习俗。如二月二日名为踏青节,活动内容却是游锦江的水上娱乐项目(宋代张咏将三月三日的游江活动提前至二月二日)。寒食节在“城内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哪有扫墓上坟的祭祀气氛?游乐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游江、游山、游寺、游园等方式,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参加,往往形成“遨游空间巷”、“车马拥行道”的壮观局面。

水井街地区是历史上成都“东门之胜”的汇聚之所,名胜、景点众多,势必成为唐宋以来成都官民游乐的中心地区。位于二江交汇点的合江亭及合江园,唐宋时期时是著名的游览胜地。文人墨客或登亭览胜,或下江泛舟,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赋佳作。除前文蔡台《合江园记》及吕大防《合江亭记》外,宋人周涛曾有两首《合江亭》诗,其一曰:“共思赤脚踏层冰,聊适江皋兴自清。昨夜雨声驱浊暑,晓来烟水快新晴。山疑九迭张云势,滩激千岩落布声。巾屦从来在丘壑,愿陪闲日此闲行。”其二:“却暑追随水上亭,东郊乘晓戴残星。余歌咽管来幽浦,薄雾疏烟入画舲。兴发江湖弛象魏,情钟原咏飞鸰 。故溪何日垂纶去,天末遥岑寸寸青。”杨甲《合江泛舟》诗云:“莫踏街头尘,宁饮城东水。江头放船去,苇间问渔子。岸深鱼有家,凫雁在中沚。得酒可以歌,得树可以舣。年年舟中客,颜色不相似。风波无前期,游者亦如此。短篙醉时策,远山醉时几。我老不奈醒,日落西风起。”诗人晁公《溯合江舟中》诗云:“云气昏江树,春流没钓矶。何如连夜涨,似欲送人归。乱石水声急,片帆风力微。舟师且停橹,白鹭畏人飞。”诗人白麟《合江探梅》诗云:“艇子飘摇唤不回,半溪清影漾疏梅。有人隔岸频招手,和月和霜剪取来。”(曹学佺《蜀中名胜记》)。

海云山及海云寺是水井街地区的又一处游览胜地,海云寺的游乐活动堪称宋代成都的春游盛会,也富有地方特色。“成都风俗,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太守出郊,建高旟、鸣笳鼓,作驰骑之戏,大宴宾从,以主民乐。观者夹道百重,飞盖蔽山野,欢讴嬉笑之声,虽田野间如市井,其盛如此。”宋人吴中复与范纯仁、韩宗道、勾士良等“高会于海云,酒既中,(中复)顾谓寮属曰:‘一觞一咏,古人之乐事也。’首作七言诗,以写胜事。席客亦有以诗献者,更相酬和,得一十三篇”,取名为《游海云寺唱和》,王霁为其作序(曹学佺《蜀中名胜记》)。类似于此的宴乐饯集、吟诗题词的风雅之事,在海云寺是十分常见的。宋祁、赵抃、苏宷和、邢梦臣、吴师孟、范成大等文人雅士,均有在海云寺观花赏景时留下的诗词作品。

水井街地区的薛涛井、薛涛墓、望江楼等名胜的修建初衷,即是为了纪念薛涛这位唐代杰出的女诗人。至清代光绪年间,该处建筑规模大备,是历来军政权要、文人墨客聚会游乐之所。薛涛的诗文才华及其艰难身世,长期以来,引得人们常常为其鸣不平。“天涯一片流离泪,哀怨同怜是草堂。”历代在此咏诗题词的骚人墨客甚众,尽抒哀怨凄惋之伤情。

(二)、万商荟萃与客旅如云——繁荣的成都商业贸易: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进一步繁荣起来。唐宋以来,成都城市布局已突破了历史上传统的坊市制束缚,较多地兴起了临街设店和前店后坊的格式,发展出一些自由集市。城内有东市、南市、新南市、西市和北市,城外有草市,附近各县还有小集市(黄休复《茅店客话》)。成都旧有的习俗,按月有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都古今记》,《升庵集》)。在城内还兴起了繁荣的夜市,有的甚至通宵达旦,夜市的传统一直沿袭到现代。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黑、红双色套印印刷技术的发展,宋代成都的富商开始使用纸印的“交子”,用来代替铁钱,这不仅是唐代交易信用卷“飞钱”的发展,也是我国甚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迄今,在成都的水井街地区尚有街道名为“椒(交)子街”。

一个地区的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与交通的发达程度关系极为密切。由于周围群山阻隔,陆路交通不畅,因此古代成都与外界的联系以水路为主。唐宋以来,成都与外省的水路贸易,主要是以岷江、沱江为依托,长江为主线的水上交通贸易航道。这条贸易线路,以成都的水井街地区为起点,以长江中下游各地区为贸易辐射区,形成了较为广泛的通商贸易关系。成都物产丰富,其商品通过长江航道顺流而下,与各地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新唐书·陈子昂传》)。沿海江浙等省,又以成都急需的商品溯江而上,满足成都地区的需求。“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便是对这种贸易关系的生动写照。

据唐宋时期的文献记载,成都聚集有来自巫峡、黔南、荆州、襄阳、金陵、广州等地的商人进行贸易活动。唐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巫峡商人尔朱,“每岁贾于荆益”。唐代黔南采药者黄万祐“每二三十年,一出成都卖药”。荆襄商船常贾于蜀。金陵商人亦西上贸易,入蜀经商。广州商人段工曹因作估客,“时寄锦官城”。前后蜀时期,蜀国的东邻南平,“西通于蜀,利其供军财货”。《益州名画记·张玄传》记载:杜敬安的鹤面佛像,“蜀偏霸时,江、吴商贾入蜀,多请其画,将归本道”。“蜀广政初,荆、湖商贾入蜀,竞请(阮)惟德画川样美人卷簇,将归本道,以为奇物。”唐末五代时,成都市场广销香药或称海药,当时李珣著有《海药本草》记录甚详,据辑录该书今存的124种海药,绝大部分是从欧亚各国输入,借助长江水路入川的。

两宋时期,成都以水井街地区为始发点通往东南各地的水上贸易更为发达。成都等地输送中央政府的财帛,主要是通过长江航道,再由湖北转运开封的。“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自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吏纲运送京师。”成都与东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贸易,亦畅行于长江水道,往来船舶极多,从成都水井街地区出发,“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则逾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宋史·食货志》)。成都的茶叶、蜀锦、布帛、药材及各种土特产,均有商人从水路运往全国各地。一些豪商巨贾,或与官府勾结,利用官船押运货物,以私冒公,“影带布帛”,或绕道“私路”,借以偷漏税收,牟取暴利。宋人中由官而商,弃官经商,或亦官亦商、官商合一的现象比比皆是,南宋中期,成都“士大夫之贪黩者,为之巨舰西下,船舻相衔,捆载客货,安然如山。”

唐宋以来,“甲于四蜀”的成都游乐活动常常与商业贸易密切相结合。如农历一月五日在南门蚕市,游人可以观街并“贸鬻百货”;一月二十三日在圣寿寺,可以观街并“蚕市鬻农器”;仅大慈寺一地,二月八日及三月九日有药市,二月十五日“鬻花木蚕器”,五月五日端午节又“鬻香药”。由于岁时娱乐活动选择在春耕前的农闲时间,所以农民既可在紧张繁忙的农事活动之前尽情游乐,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以换回备耕的农具用品。正如田况《成都遨乐诗·正月五日州南门蚕市》所载:“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伙,琐碎皆不遗。”

作为成都历史上“东门之胜”集中分布之所的水井街地区,唐宋以来经常举行规模空前的游乐活动,从而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更兼此地是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成都对外联系的首要水运码头及始发港口即位于此,车水马龙,人气旺盛,愈发刺激和促进了该地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当地可谓“水陆所辏、货殖所萃”。